歪歪读读

大宋悬疑录：貔貅刑 第61节（第1页）

神宗时期东京城外有九厢十四坊，而本文中的“安济坊”乃是杜撰，非官方设置。历史上的安济坊、慈幼局（慈幼院），本都是宋朝的慈善机构。本文中由医馆发展而成的“安济坊”，属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慈善机构，是后世安济坊的前身。

宋时的福利制度覆盖了方方面面。第一是鼓励生育，抚养幼童，凡孤儿或者父母生了孩子弃养的，有官办慈幼局照料；第二是医疗保障，若无钱看病，或者孤老无依，则有安济坊治疗收养；第三是公墓义冢，若亡故后无人收尸，抑或逃难的灾民倒毙于异乡，则有漏泽园可以安葬。

然而健全的福利制度也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，极大损耗了变法取得的经济成果，加上许多地方流于形式，最终令一个封建王朝负重累累、国力大损。但无论如何，宋朝早在近千年前，已经面对过“福利社会”的一些难题。

徽宗和蔡京大力推行福利制度，也许有沽名钓誉的成分，但我相信在福利制度的萌芽期，总有那么一批年轻人，满怀赤忱之心，以他人的苦难为自己的伤痛，以他人的安稳为自己的责任，进而将慈善救济当作终生事业，亲力亲为，去实践那一句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！”

除了社会制度的先进，宋对人的个性宣扬也值得关注。

我经常因为喜欢某个历史人物，就痴迷于查询和他相关的各种资料。比如新旧两党的旗帜人物王安石和司马光，对他们好奇的初级阶段，是根据他们在不同时期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，去构建他们在我心中的形象。后来发现这两位大佬对宋朝的影响从北宋持续到南宋，他们的历史形象也随着新旧两党在朝中地位的变化而变化。从古至今有太多人评论他们，然而大多评论者的倾向性却十分明显。如果能够建一个粉丝群，把这两位大佬的历代狂热粉和黑粉都拉进来，场面一定会比世界杯决赛还要热闹。

我自己也会把个人好恶有意无意地带入文字，但我并不讳言这一点。作为一名功底浅薄的历史爱好者，我自知无力评述这两人在政治上的对错，但不论他们执政时的功过如何，从私德和才华来讲，两人无疑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辉，足以照耀千古。

宋朝对人的尊重，尤其对文人的尊重足以让现代人刮目相看。郑侠在大旱之年上《流民图》，用自己的头颅为注，要求罢免王安石，这在当时也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件。以郑侠的私人身份而言，是“背刺”了自己的老师。作为王安石第一次罢相“名义上的元凶”，郑侠所遭到的报复，也仅仅是被贬英州十二年——如此“温和”的政治报复，放在其他朝代几乎难以想象，在宋朝却比比皆是。

当然，宋朝也有许多可惜、可悲之处。

除了军事上的羸弱，宋对于反叛和起义也表现出了明显的“软弱性”和“妥协性”。两宋发生农民起义次数之多可谓空前绝后，一方面在于宋朝贫富差距大，士族对庶民的剥削十分严重，这才有许多人被“逼上梁山”；另一方面在于宋对于起义的态度较为软弱，“招安”成为官府应对匪患的常见处理方式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造反的纵容。

此外，宋朝其他犯罪行为也极为猖狂，人口拐卖更是司空见惯。连宗王的女儿和枢密副使的儿子都有被拐的记录，可见人贩何等猖獗。

本文“郡主失踪案”改编自一则历史传闻，宋代洪迈编撰的《夷坚志》记载了一则逸事：宣和六年上元节，一名宗王家的族姬真珠在宣德门前被拐，第二年三月，有都人春游时，在郊外发现一顶破轿，真珠在轿中哭泣。原来真珠被拐走后，先遭痛打，被关在密室里养了月余的伤，又遭奸污，并被卖给一家富户为妾。那富户后来得知了她的身份，生怕官府追究，趁晚上将她弃于郊野，她这才侥幸保住了性命。

这宗骇人听闻的拐卖案在明朝凌濛初的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也有描述，见于卷之五《襄敏公元宵失子，十三郎五岁朝天》中，其情节和《夷坚志》基本相同，不过故事发生的时间被放在了神宗朝。

本文也沿用《二刻拍案惊奇》的说法，将时间放在神宗朝，并将真珠设定为安定郡王之女。但根据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的文字描述，基本可以判断故事取材于《夷坚志》，发生时间在徽宗朝的可能性也更大。因为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将真珠称为“真珠姬”。宋朝是从徽宗朝开始，公主改称“帝姬”，郡主改称“宗姬”，宗室女改称“族姬”。如果故事发生于神宗朝，真珠不会被称为“真珠姬”。

按照宋朝爵位制度，亲王、郡王家的女儿一般只能被封为县主，本文中真珠为郡主，是为了提高其身份的重要性和敏感性，并对应《夷坚志》中的“真珠族姬”，可以视为特例。

《襄敏公元宵失子，十三郎五岁朝天》中还讲了神宗时另一桩拐卖案。主人公是枢密副使王韶家的十三郎王案，元宵节夜里他随家人去看花灯，却不慎被贼人掳走。结果，他不仅借宦官之手成功自救，还面见当朝天子，并留下线索抓住贼人。

“十三郎五岁朝天”取材于南宋《程史》中的“南陔脱帽”。《程史》是岳飞之孙岳珂所作的朝野见闻杂记，而“南陔”是王案的号。本文也参考了这段史料逸闻，并将“十三郎五岁朝天”事件放到了熙宁七年。《程史》对该事件发生的时间描述不详，仅说是“神宗朝”。若按照其他史料，则这段典故的发生时间有矛盾之处——王案出生于元丰元年（公元1078年），他五岁时为元丰六年（公元1083年），其父亲王韶于熙宁九年（公元1076年）被贬出东京，且于元丰四年（公元1081年）去世。如果王案生年记载正确的话，“十三郎五岁朝天”的故事根本不可能发生。

按照另一种说法，若王案的生年是熙宁元年（公元1068年）到熙宁三年之间，则“十三郎五岁朝天”就很可能真实发生过，而发生时间只能是熙宁七年到熙宁九年（公元1074-1076年）之间，这段时间王韶在东京任职。

这个案子震撼到我的，除了宋朝人贩子的猖狂，还有宋朝神童的聪慧。这样的奇事真的是五岁的孩子干得出来的？

《大宋悬疑录》系列刚动笔的时候，我家的小皮猴还在妈妈肚子里，如今《貔貅刑》出版在即，小皮猴已经五岁，和当年的王案一样大，带他外出游玩时，我得用一大半精力防着他自己跑丢，并给他配备了防丢定位神器。

我把“十三郎五岁朝天”的故事讲给小皮猴听，他的听后感是：“如果我被人拐走了，就把定位器粘在人贩子身上，带警察叔叔去抓他。”我问他：“被人贩子抓走了你怎么跑出来？”他对此十分疑惑：“人贩子看娃比爸爸还厉害吗？”我被他问得哭笑不得，毕竟是我千叮万嘱告诫他不能乱跑，否则很容易跑丢。很显然，他对自己在大人的看管下跑丢的本事十分自信。